到达任务区的第一天，就被告知要签署《死亡赔偿书》

　　到任务区第一天，东帝汶就给警队上了生动一课：泥泞的土路，稀疏的民房，满目的断垣残壁上还残留着密麻的弹孔和焚烧的残痕。天上是盘旋的武装直升机，地下是戒备森严的装甲车，整个城市就像是裸露着的巨大伤口，无言地诉说着东帝汶正在承受的苦难和不幸。

　　马路上游行示威的人群不时充满敌意地扬起砍刀，呐喊示威，远处零星的枪声也在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维和警察到达任务区的第一天，就被告知需要签署第一份联合国文件———《死亡赔偿书》。

　　在接受联合国严格考试之前，所有报名的民警要先参加全国190万警察的“海选”；优胜者再经各单位严格审核后推荐；推荐出的候选人要在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进行为期3个月的“魔鬼训练”。通过培训中心考试后，才能取得参加联合国“死亡”考试的资格。

　　回忆起联合国残酷的“突然死亡淘汰考试”，10名队员都有说不出的自豪和“后怕”。“考试时最怕听到自己的名字！”来自广西梧州的郑学告诉记者。联合国甄选考试当场评分，当场宣布考试结果，念到名字的表示未通过。“那种等待宣判的滋味，终身难忘！”来自河南郑州市局的董柯至今仍心有余悸。

　　作为包考地区仅有的两名女维和警察，她们选择了危险和挑战

　　分配问题在各警队历来比较棘手，地区生活条件各异、岗位也不相同，个人的利益冲突容易引发队伍矛盾。根据联合国规定，除了警队长可留在首都帝力外，其余九人中只剩一个名额可以留在帝力。大家从警队利益出发，推选英语8级、具有丰富涉外工作经验的蔡东庆留在帝力，协助管泽平队长开展外围工作。支部副书记、副队长刘峰主动提出到最艰苦的山区AILEU工作。

　　在第11支赴东帝汶维和警队临时党支部的影响和带动下，来自广西的郑学也主动报名到AILEU接受锻炼。卢胜慧和张宪伟主动要求到路程最远、生活艰苦的地区。大家把去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第二大城市包考的机会留给了两名女警董柯和左蕾。

　　2006年3月，东帝汶局势趋稳，联合国人员开始陆续撤离之际，帝力却突然爆发了国内警察、国防军、难民间的暴力冲突，造成包括10名国家警察在内的36人死亡、15万人无家可归。危机过后，东帝汶的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仍然非常脆弱。因此，协助东帝汶政府完成独立后的第一次总统大选和议会大选是联合国驻东帝汶特派团2007年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国维和警察负责10个投票点的安全保卫。在其他地区的同志更要面对投票点路途遥远、路况危险、环境复杂、食宿没有保障等困难。

　　“由于前晚大雨，连接村子间的河床早已被淹没，车子根本过不去。为了及时送达选票，我只能高举着选票箱，趟着没膝的河水，再徒步走两个小时，才到达投票点。当时警服和袜子都能拧出水来。”卢胜慧负责的投票点是距警局最远的，吃的苦也是最多的。

　　“第一轮总统大选时，一名外国维和警察以投票点太远、安全没有保障为由，拒绝地区局长的工作安排。因为我巡逻时去过那个村庄，比较了解情况，便主动要求负责那个投票点。没有饭吃，就吃了两天饼干；没有地方睡，就带上行军床睡在投票点的走廊上。后来我负责的这个地区是整个东帝汶最先完成计票工作的。”严守选举工作纪律的郑学因此获得了地区警察局长的表彰。

　　“议会大选时，一名外国警察以时间太晚为由，将三个装满选票的箱子丢在投票点就走了。如果选票箱丢失，极有可能引发政治派别支持者之间的暴力冲突。晚上11点，我主动和地区警察局长驾车到投票点，取回了投票箱，保证了该地区计票工作顺利进行。回到住处时已经天亮了。”张宪伟在选举工作中严谨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地区局长的嘉奖。

　　“我和董柯三轮投票负责的都是整个包考地区仅有的两个危险等级为A（最高等级）的投票点，但我们都勇敢地接受了任务，顺利完成了选举的安全保卫工作。作为包考地区仅有的两名女维和警察，董柯和左蕾没有选择特殊优待，而是选择了危险和挑战。

　　救援部队赶到时，陈康驾驶的警车已被烧毁

　　东帝汶政党林立，政治斗争激烈。全国100多万人口，总统候选人就有6人之多，主要政党14个。去年8月初，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后，由于得票最多的政党没有赢得大选，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骚乱。

　　“整个帝力弥漫在火光、刺鼻的轮胎烧焦味中。市中心的几个大难民营相继爆发大规模动乱。附近的机场难民营、海港难民营等几个大难民营也爆发暴力冲突，帝力的警力捉襟见肘，局势开始有点失控。”联合国出动了在帝力的全部警力，在防暴队和维和部队的支援下才最终控制住局势。行动中，两名维和警察受重伤。

　　“8月8日上午，帝力海关大楼被暴徒纵火烧毁。当日市区内有50多起暴力事件发生。我们只有8个小时休息时间，扣除洗漱、吃饭的时间，睡觉的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从蔡东庆的日记中可以了解，8月的东帝汶，沉浸在极端紧张的气氛中。蔡东庆与他的同事在处理一起纵火案时，遭遇了当地人雨点般石块的袭击，头盔、防弹衣被石块砸得砰砰作响。“若不是防暴队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想起当时的危急形势，蔡东庆暗自庆幸自己侥幸躲过一劫。

　　刚从AILEU地区调到要人保卫部门的郑学9日上午在护送警卫前总统、现任议员阿玛劳先生上班时，遭遇路边突然冲出的20多名暴徒的袭击。前方道路被堵，郑学果断掉头，冲到阿玛劳先生的汽车左边，掩护他的车调头迅速撤离现场。在郑学的掩护下，阿玛劳先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车辆也完好无损。但郑学驾驶的警车车窗和后视镜全部被砸烂，全车一共有27处被石块砸伤，其中有2块比拳头还大的石头直接穿透了车窗玻璃，砸到了郑学身上，双臂多处被飞溅的碎玻璃划破。

　　离首都3小时路程的包考，还发生了一件令整个东帝汶任务区震惊的恶性案件：陈康与三名外国维和警察在执行护送任务途中，被一棵故意砍倒的大树挡住了去路，躲藏在丛林中的袭击者疯狂地向联合国车辆投掷石块，并用土制枪支不停地向维和警察射击。挡风玻璃、车窗被砸碎。

　　“当时天快黑了，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埋伏的人，耳边都是枪声，整个车被石块砸得啪啪作响，被护送的车上还有两大桶汽油，情况十分危急！我不得不下车朝天开枪示警，掩护前面两辆车撤退。”陈康镇定自若，一面掩护同事，一面通过电台向总部汇报准确的遇袭地点。

　　在指挥中心工作的郑啸接到求救信号后自告奋勇带领葡萄牙防暴队赶往事发地点增援。等救援部队赶到时，陈康驾驶的警车已被暴徒烧毁，护送人员和物资安然无恙。

　　吴强做了最坏打算，准备移动战位进行还击

　　2008年2月11日，东帝汶发生了令国际社会和东帝汶人民震惊的叛军暴力袭击总统、总理事件。“2·11”事件发生后，联合国驻东帝汶综合特派团、东帝汶国家警察、东帝汶国防军启动紧急预案。在帝力的中国警队的刘峰、来长泽、吴强等三人负责总理家人在内的政府要人保卫等工作。

　　2月11日清晨7时30分，吴强与同事一起驾车上山去总理府，半路上看到总理的前卫车飞奔下山，一转弯又看到总理后卫车和一名当地警卫人员拿着冲锋枪以车体为掩护对半山树丛呈还击状态。吴强意识到有严重事情发生，冒着可能被伏击的危险开车加速冲向总理官邸，在总理官邸内与两名负责总理安全的同事及另外两名当地警察会合后得知，在此前不久东帝汶总统遇刺，几乎同时，一股叛军袭击了总理车队，总理生死不明；而现在另一股叛军正潜伏在总理住所后面的树丛中企图展开攻击。吴强考虑到住所、车辆均在叛军枪支射程内且车辆无法抵挡冲锋枪的攻击，决定不组织总理夫人和孩子们冒险突围，以拖待变，等待救援。

　　吴强马上用对讲机与总部联系，总部立刻作出了反应。但吴强深知增援需要一定的时间，时间就意味着生存，所以目前只有利用谈判来拖延时间。

　　喊话谈判同时，吴强在总理府检查各处薄弱环节，组织人员拉上所有的窗帘，关闭所有的灯光，把总理夫人和三个孩子安置在官邸中左侧的最坚固的房间内。

　　之后，吴强清点所有能投入战斗的人员和枪支等装备，四个人四把短枪，一件防弹衣。吴强当即安排阿托依在门外，尼克森和阿龙（泰国人）在门内守卫，另一名泰国人在总理夫人孩子隐蔽的房门口保护，自己在右侧窗帘背后观察情况。

　　前去谈判的阿托依说，他看到有五个全副武装的人，还有一部分藏在树丛中，有机关枪，估计有十至二十人。吴强与同事分析形势后认为组织还击是不足以阻挡的，而叛军又占领了有利位置，火力明显优于己方，只要进行攻击，叛军片刻之内就可攻入官邸。这时候吴强做了最坏打算，环视四周尽可能寻找诸如沙发桌子等隐蔽物，准备通过不断移动战位进行还击。吴强决定，即使要死也要履行好自己最后的职责，维护好中国警察的荣誉。

　　时间在焦急地等待中一秒钟一秒钟地流过，吴强他们就这样沉着机智地和叛军对峙着。十几分钟后，葡萄牙防暴队的两辆装甲车和一辆东帝汶要人保卫组的车载着全副武装的警察相继赶到，空中还有澳大利亚的武装直升机前来增援。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乘叛军在强大增援震慑下犹豫攻击与否的时机，吴强立即掩护她们进入装甲车突围下山，自己与同事开车紧随其后到了被各支防暴队和军队武装到牙齿的政府大楼。

　　开门看到简陋的饭桌上已经热了几次的饭菜，真的很感动

　　东帝汶几乎没有工业，近一半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粮食不能自给。艰苦的生活、紧张的局势、繁重的工作是任务区维和民警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开朗的董柯谈起自己初到任务区的脆弱时很不好意思：“刚开始根本就吃不惯这里的东西，吃饭时心里就想着爸爸做的手擀面，想着想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警队临时党支部利用举行警队会议的机会，为同月生日的同志举行集体庆祝，让每一名不能和亲友团聚的队员都能在任务区度过一个难忘而有意义的生日。

　　很快，这些国内各单位的业务尖子就适应和掌握了联合国的工作要求，而任务区的艰苦生活也成为队员们宝贵的人生经历。

　　独生子陈康在维和工作中懂得了互相关心的宝贵：“东帝汶大选期间，我和郑啸负责的投票点很远，走山路、吃饼干、睡行军床、一待就是两天。半夜里赶回住处，远远看见我们住的小屋留着灯，心里一下子觉得很踏实。开门看到简陋的饭桌上左蕾和董柯已经热了几次的饭菜，真的很感动。”

　　“想家的时候什么最温暖？战友的一个电话或一封邮件、同志间的一句问候、执行任务前善意的提醒，都让我们觉得在东帝汶也有一个温暖的家。”左蕾对队友间的友爱也深有感触：“我们包考地区的四个人初来的一个月全身过敏，奇痒无比，找不出原因，也找不到疗效药。由于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大家心情都不好。是同志之间的关心和鼓舞让我们克服了最初的困难，光是口服、外用的药其他地区的队友就帮着找了十几种，还亲自送来。这份情义，值得我们珍藏一辈子！”

　　温暖的感觉不但来自队员间的友爱，公安部领导和驻东帝汶大使馆领导对警队的关心更让队员们感受到了家的温馨。中秋、十一、元旦、春节，每个神州万家团圆的日子，中国驻东帝汶大使馆总忘不了邀请警队的同志们共度这些美好的夜晚。远在祖国的公安部领导，更是不远万里通过国际快递在中秋团圆夜之前给每一名队员送上了香甜的月饼。

　　27名孤儿由此认识了五星红旗，记住了中国这个名字

　　2007年6月1日，一名遭遇车祸的4岁当地女童急需输血，可是当地简陋的医院根本没有血库！管泽平从电台听到这个消息后，得知血型刚好和自己一致，他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用中国警察的热血挽救了异国女童的生命。女孩的母亲当场跪地连声叩谢。

　　董柯和左蕾在弱势群体调查部门工作期间，义务帮助多名未成年女性受害人重返校园、接受心理辅导，使这些过早失去快乐的女孩们又获得了新的生活。一名年仅12岁的女性家庭暴力受害者被父母赶出了家门，寄居在包考的叔叔家。了解情况后，董柯和左蕾多次带着贴心的礼物去看望她，鼓励她继续完成学业。原本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差点被叔叔逼着嫁人的女孩，在董柯和左蕾的帮助下又背上了书包。包考地区四名同志还为当地的孤儿院捐建了教具，并购买了饮用水、食品、学习用品。27名孤儿由此认识了五星红旗，记住了中国这个名字。

　　警队的辛勤工作和努力得到了联东团的认可。去年9月28日，第11支赴东帝汶维和警队的10名队员荣获和平勋章。由于表现出色，联合国驻东帝汶警察总监多次向纽约总部请求增派中国维和警察。公安部经过慎重考虑，派出一批由15人组成的增派警队今年1月顺利抵达任务区。中国警队在任务区的力量得以壮大，达到25人。

        作者： 公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