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作家们单纯为金钱而写作， 使一部分非公安作家丧失了应有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人民代言人的神圣感、灵魂工程师的崇高感和作家应的人格精神。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文学的社会效益，助长了格调低下的“性”、“暴力”、“死亡”类作品的泛滥，使人们逐渐滋生出精神的茫然感、焦灼感和失落感。生活中没有了理想，人类的精神家园迷失在重重雾霭背后。在新潮小说的诸多文本中，流淌着灾难与死亡的淋漓鲜血，铺张着罪恶与暴力的巨大双手，萦绕着绝望的连绵叹息。从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晚生代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等可窥见一斑。
        据笔者所知，非公安文学有四大流派：即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晚生代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等。新写实小说描写各类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揭示人的各种尴尬处境，放弃对人生意义的正面阐说，革命现实主义中的“大写的人”为“小写的人”所取代。如刘震云的“官人”系列、陈源斌的《万家诉讼》等。有的亲情、爱情被解构，如方方《风景》、《落日》，池莉《不谈爱情》等。一方面，新历史小说突破了正统历史小说的政治目的论意识形态体系，另一方面，它又同时抛弃了正统历史小说历史观中的合理内核——社会进步价值观，最终遁入了价值虚无主义的虚空。女性写作就是把“女子的身体、女子的差异刻入语言和文本的行为”。男性“缺席”的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消解或颠覆着父权制的象征秩序和男性主义，剩下的是同性恋，同性之间的战争。如徐小斌的《羽蛇》中的羽蛇、金乌不仅灼伤自己与他人，而且彼此灼伤……晚生代小说是指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所写的小说。其文学母题是表现90年代当下生存的精神虚无，大多是通过描写性的扩张来表现欲望对虚无的抵抗，从而使其小说充满了大量的性事活动的场景。
        70年代作家中，代表人物先有北京的石康写出了《晃晃悠悠》和《支离破碎》，后来有上海的卫慧写出了《上海宝贝》，棉棉写出了《糖》。他们的笔触在某种程度上和所谓的“传统文学”有着巨大的不同。在作品中，性、摇滚音乐、酒巴、毒品和其它一些现代生活的符号成了非常突出的象征。
        这些小说中的理想、崇高、正义、英雄、亲情、爱情被解构掉了，不能给读者以信心、希望和力量，正像王蒙在《关于九十年代小说》中所说：“再更年轻一点的作家，对写作没有这么大的激情，游戏性更多点。在如此多种多样的状况下，就没有举国捧读、举国称颂、举国掏手绢擦眼泪的作品出现。”这是时代的悲哀。同时也反映出在社会转型期文学创作中激情、理想等精神价值方面的一种失落，失落了文学的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失落了作家的以及作品表现出来的道德追求，失落了文学作为“精神家园”这一本质。公安文学正好与之相反，是以构建“精神家园”为主要目标。

        公安文学是以公安人民警察为主要表述对象。人民警察头顶国徽，他们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他们是人民群众的保护神，其形象是不能被解构的。因此，公安文学应高唱主旋律，不唱靡靡之音，不反映世纪末情绪，不把作品作为自我渲泄的阵地；不欺世媚俗。现以公安作家张策“无字系列”侦探小说集《无悔追踪》中的《无际的路》为代表，来分析公安文学中的底层写作。
        何为底层？要言之，就是那种过着食不裹腹、时刻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弱势群体。底层写作是一种较新的文学样式，它描写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代表底层发表他们的声音。2002年，底层写作零星出现，比如刘庆邦荣获2002年老舍文学奖的《神木》、林白的《万物花开》等。到2005年，“底层写作”已成为文学写作的主题——有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底层写作重新有规模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曾举办了“底层与文学”研讨会，就底层与文学的关系展开讨论。中国新文学学会23届年会的主题就是“底层创作与和谐社会”。
        《无际的路》讲述的纺织厂面临倒闭，女工们堵在市政府大门口要求解决问题。巡警前去处理这起群体性事件时，刑警大队长赵大江冲进人群中打了那个带头闹事的、自己的老婆许秀花一巴掌。由于这一巴掌打的场合特殊，致使赵被停职分离培训。并行的线索是几个女人相继被杀，案件一直未破。纺织厂女工们来到市公安局门口跪下，要求“公安局抓住那个杀人狂，为冯淑慧报仇。”连许秀花也向公安局长求情，让破案能手赵大江回来侦破此案。冯淑慧是一个默默承受生活苦难的下岗工人。她曾是市公安局王德亮局长的儿媳，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母。她并没有加入闹事上访的行列，而是用一种平常的心态找工作，终于找到了打扫街巷的活路。与她同时进纺织厂的小姐妹袁媛遭到丈夫抛弃后，儿子小伟也得了白血病，下岗无疑是雪上加霜。她开始做见不人的事情，从事色情服务挣钱养家。
        陪着小伟的小阿姨找到冯淑慧说，小伟快不行了，赶忙找冯淑慧求援。为了让母子（袁媛和小伟）见上最后一面，冯冲进漆黑的雨夜去录找袁媛，结果又被歹徒杀害。刑警队长赵大江虽停职学习，仍然不忘自己肩头的重担。在责任心驱使下，白天，他在“三项教育”分离培训班上努力学习。晚上，利用休息时间蹲点守候，最终将一个下岗工人、心理变态的凶手抓获。
        《无际的路》无疑是一篇地道的底层写作。但是，它与当今流行的底层写作不一样，处处充满温馨的氛围。换句话说，文本中蕴含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冯淑慧在文中几乎是作为一个天使而存在的。“冯淑慧精疲力竭地回到家时，发现老母亲眼里闪出惊恐，她看出来，母亲认为自己是冯的负担，想自杀。冯劝慰母亲说“你不用去寻死，我找到工作了。”人间自有亲情在。非公安作家方方笔下的《落日》与《风景》的亲情是遭到彻底地践踏的。
        冯淑慧在袁媛儿子小伟去世的前夕，毅然决然地冲进雨夜中。尽管冯淑慧和袁媛都是下岗工人，工作无着落，家里有拖累，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属于弱势群体，但是她们之间依然存在着真切的姐妹情谊。上文提到的纺织厂女工们给市公安局施加压力，要求尽快破案，为冯淑慧报仇。也是一个例证。
        在危难之际，底层女性之间不是落井下石，而是伸出援助的双手。不像上面提到的女性写作中的“同性之间的战争”与“彼此灼伤”。就是从事色情服务业的袁媛身上也有人性可言，也有光彩照人的一面。得知冯淑慧为了去寻找自己而被杀害之后，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安局）楼门前，‘你们抓我吧！你们送我劳改吧！我不是人，我是鸡！我害了太多人了……’”。此举让我想到了莫泊桑的《羊脂球》，已经身为妓女的羊脂球在不得不为敌人服务时，莫泊桑仍然动用了不少笔墨来细细地推衍她的内心抗争过程。可以说正是这种人物内心的抗争过程，凸现了羊脂球心灵的高贵质地，也写出了底层女性无助无奈而又受尽欺辱的处境，从而使苦难具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力量感。
        再看看其它的底层写作。刘庆邦《穿堂风》里所叙述的儿子和媳妇对待病重老人的尖刻、冷漠和歹毒，王祥夫《街头》里开宝马车的那对男女对待街边修车的哑巴的蛮横和残暴，方方《奔跑的火光》等系列关于乡村妇女惨烈命运的追叙，罗伟章《我们的路》里关于工友的惨死、春妹的被骗、丁钱被恶意扣压甚至被迫下跪等细节，我们从内心深处所涌现出来的感受，除了绝望还是绝望。或许，这的的确确是转型期底层平民的真实处境。它以极端的现代性，在激活个体生命欲望的同时，果断地颠覆了日常生活伦理，扭曲了底层平民的基本人性，催生了恶与罪的滋长。事实上，这些小说在对底层苦难与平民人性之间关系的审度上，也存在着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我要说的是，面对这种惨烈的现实处境，我们的作家总是以一种放纵式的叙述姿态，将苦难和惨烈的每一个细节不断地放大。这种集体性的“崇苦崇恶”的审美追求。
        再回头看《无际的路》中的公安人民警察是如何关怀底层的？由于篇幅有限，仅以王德亮局长为例来说明其心灵的高尚、人格的伟大，印证人间的真情。领导就是表率。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一个堂堂的公安局长，当儿子与冯淑慧离婚后，“当年，他（王局长）是怀着深深的内疚破例行使手中的职权为这个女子（冯淑慧）安排工作的，也算是对儿子王凯抛弃人家的一种补偿。”
        “一个环卫工人好奇地走过来，于是发现了被塞在水井中的冯淑慧”。“ 王德亮局长在赶到现场后心脏病突发，被送进了医院。”这是一个人民警察对人民的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一点也不做作。公安作家张策用细腻的笔法写出了局长的心理流程，展示了人性的美，道出了人民警察的英雄情怀。
        黄书泉教授说，谈论底层写作，应该导向我们对底层的关注。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更具有悲悯之心、同情之心、慈悲之心、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为社会的公正、公平鼓而呼，在实际生活中应该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在底层的位置上思考，就不会被媚俗的、做秀的、粉饰的大众文化所淹没，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品质。公安文学是知识分子展露良知的舞台，底层写作与公安文学联系甚紧。公安文学大有作为，因为她有着极高的惩恶扬善、抑制邪念、顺应民心，增强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教化价值。警察担负着“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们安居乐业”的三大政治任务，是老百姓心中的永不倒下的丰碑。警察大部分工作与底层打交道，心永远向着底层。因此，公安文学中的底层写作大有潜力可挖。
        十七大报告的第七个部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公安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安文学则是公安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整个公安文化发展战略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公安文学是以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感人的艺术形象为标志的。它在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改善警民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公安工作改革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重提公安文学是时候了。